同在亞洲的印度自獨立以來，計劃經濟唱了多年主角，國企因此在國民經濟中占據(jù)舉足輕重的地位。據(jù)統(tǒng)計，印度有中央直屬企業(yè)250多家，各邦直屬企業(yè)約900家。印度普通人對國企頗有詬病，認為其存在著管理不善、生產效率低下等問題，但對國企高管卻很少議論。

　　其實，印度國企高管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很大。以德里地鐵公司為例：該公司的員工薪酬級別可分為17個檔次，基層實員工的年基本工資為7.3萬盧比，加上各種津貼后為12萬盧比(約合1.2萬元人民幣)，而高管最高一檔年收入為247.5萬盧比。

　　印度國企懸殊的收入差距未引發(fā)社會非議，原因在于印度本身貧富懸殊就很大。印度既有信實集團董事長安巴尼這樣一擲十多億美元建豪華私宅的巨富，也有大批上無寸瓦、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赤貧，但千百年來沿襲至今的種姓制度以及相關的等級觀念早已深入人心，大家對此見怪不怪。

　　不過，印度各國企之間、國企與政府機構之間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它們都屬公立部門范疇，現(xiàn)在執(zhí)行的是2008年第六屆薪酬改革委員會制定的工資標準。從整個印度社會看，國企高管與優(yōu)秀私營企業(yè)的高管收入則差別很大。如果排除腐敗及灰色收入——盡管這在印度很難做到——印度國企高管的年收入約在幾百萬盧比，而一些私營企業(yè)高管收入常以億計，如塔塔咨詢服務公司的首席執(zhí)行官昌德拉斯卡蘭去年的年收入高達1.87億盧比。相比之下，國企高管只能算“小巫見大巫”，普通百姓自然沒有興趣對他們評頭論足。

“德國最后的國家機密”

　　今年3月，德國知名人力資源咨詢公司基恩鮑姆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德國國企高管收入遠低于私企高管。這份報告對1055家德國國企的2266位高管進行了調查，其中21%的高管年薪低于10萬歐元，62%介于10萬至30萬歐元之間，17%在30萬歐元以上。而私企高管的均收入是國企的兩倍。

　　德國經濟研究所薪酬專家馬汀對《環(huán)球時報》記者說，德國國企高管的收入與公司規(guī)模及業(yè)績有很大關系，不同行業(yè)收入也有差異，比如能源和水務行業(yè)收入較高，社會經濟方面則較低。他表示，與私企不同，薪酬制度在德國國企扮演相對次要的角色，并不是一個重要的激勵措施。國企的高管不僅是企業(yè)家，還有政府官員，所以應受到政府制度的制約和民眾的監(jiān)督。

　　經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及兩德統(tǒng)一后的私有化浪潮，德國聯(lián)邦級別的國企比例已經很小，全部國企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在10%以下。盡管如此，社會對國企高管仍頗有微詞。調查顯示，86%的民眾認為，國企高管的工資應該控制在企業(yè)員工均工資的10倍以內。

　　年來，德國各州議會紛紛要求國企高管“曬”工資。，一直表現(xiàn)保守的漢堡頒布新條例，規(guī)定國企高管必須在年終總結附件中公布與業(yè)績掛鉤的收入以及與業(yè)績不掛鉤的收入。，漢堡首次公開50位國企高管的固定收入，并進行排名，被德國《世界報》戲稱為“德國最后的國家機密之一被公開”。